2017习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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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特会”之后的中美经贸博弈

作者: | 发布日期:2017-05-03 |浏览次数:

美贸易领域存在较大赤字,过去长期相安无事,因为其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国得到就业,美国得到利润和消费者剩余。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原有的结构性缺陷使得这一分配格局在中美内部都暴露出一些问题。中美均面临国内情绪的影响和调整的压力。在中国内部,由于制造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就业增加的潜力越来越小,重资产投资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大,需要更新要素组合才能恢复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海外净资产收益低下,需要在促进国民福利最大化方面有所作为。

在美国,由于技术出口限制,与在产业链中地位相似的欧洲相比,对中国出口结构中高技术含量产品比重不足,没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固化了贸易赤字,而欧洲是贸易盈余[1],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抑制了美国本土制造。由于企业税水平较高等因素,大量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没有顺畅回流美国税收体系下,加剧了国内分配不均。因此,尽管中美贸易的紧密联系是无可置疑的,互利共赢的,但却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不加解释和调整,该格局将难以维系。处理中美贸易问题的策略选择。

(一)如何调整?打贸易战解决不了贸易赤字问题。一个是宏观的经济结构因素。美国消费大于储蓄,必然产生贸易赤字。与中国打贸易战,只会发生贸易转移和通货膨胀,损害美国国内福利,不会消灭赤字,更不会增加就业。另一个是微观的产业结构因素。中国出口美国的中低端产品,许多在美国境内已不再生产;此外,中国出口美国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加工贸易[2]。打贸易战直接损害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和美国企业利益,也会破坏全球产业链。

(二)打汇率战也解决不了贸易赤字问题,而且也没有必要。从中国看,随着经济形态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过度贬值会损害国民福利,且服务贸易的汇率弹性很小。因此中国官方反复声明,不追求过度的贸易盈余,更不会通过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从美国看,长期仍然坚持强势美元政策立场,短期宣称过度强势的美元对美国不利。这样,中美汇率立场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协调合作的空间。为了尽可能克服汇率波动对贸易计量的扰动,应当推广以SDR作为全球经济比较的会计核算单位。因为SDR作为篮子计值货币,其波动性相对较为缓和,也会对冲短期扰动因素。使用SDR计值,可以进一步缩小计值货币差异造成的中美贸易统计差异,更好地跟踪衡量两国贸易状况。也只有基于普遍采用SDR计值,才可能发展出比较活跃的市场化的SDR债券等SDR资产市场。新“广场协议”(仿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让美元贬值的协议)几无可能,也无必要。如今情势与当时有很大不同,一是宏观经济不同,当时美国受供给冲击衰退严重,而其他地区先期复苏,而本轮危机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早复苏的;二是汇率水平不同,当时由于美元高息政策带来的美元指数急剧上扬,从1979年到1984年,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而本轮美元指数上升幅度远不及历史高点;三是汇率制度不同,目前主要国家的汇率均已采取浮动制,市场时刻会对贸易状况等综合因素做出反映和调整;四是外汇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干预成本效益比较大。

(三)中美应对双边贸易赤字的务实合作策略。原则一是积极策略优于消极策略。积极的策略立足于做大蛋糕解决问题,会产生良性循环,消极的策略立足于缩小蛋糕的条件下利益再分配,只可能加剧矛盾。对于中美来说,重要的是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原则二是对称策略优于单边策略。单方面要求对方让步或者放弃比较优势,很难奏效,只会造成僵局,无法尽快回应各自民众的期待。采取灵活的立场,双边互有退让就意味着对方互有进展。中国放松服务贸易,同时美国放松高技术出口。中美双方不需要完全放弃原有立场,只需要在各自可承受的范围内,通过“行动对行动”的互动互惠行为,就可以取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原则三是善意策略优于敌意策略。中美应与人为善,强调利人利己,而不是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中美应使双方相互确信,相关政策的推进有利于双方繁荣,不谋求压倒性胜利或者破坏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