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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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急需新思维(三)

作者:文贯中 | 发布日期:2016-11-18 |浏览次数:

切割土地的获得与村人口变动的联系

 

所谓价格,其产生必然来自供需双方的自愿交易。所以,交易涉及物品的产权一定要明晰界定,以免纠纷。但是,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户对土地继承权的获得,取决于各个农户在村总人口中的份额。只要土地的获得与全村人口变化的内在联系没有切断,则农地的配置就不可能由市场决定,只能由农户的相对人口比例的变化所决定。

 

如果切断土地的获得与全村人口变化的联系,土地的集体所有也就不再存在。

 

可是,只要土地(特别是宅基地)和全村人口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没有切断,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农村宅基地的面积也在扩大,农地则在不断细零化,为世界城市化史上所亘古未有。

 

同时,集体所有制要求定期根据村人口变化进行地权调整,地权的界定必定难以明晰化和固定化,各户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面积必定在变化之中,它们流转和抵押的合法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难以成为好的抵押品,通过土地抵押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就迟迟难以发展起来。

 

最后,各地关心的是自己边界之内的农民如何实现城市化,并不关心自己边界之外的农村人口。如此一来,纯农区的人口如何实现城市化就为大家所推卸。

 

刘易斯拐点到来并未使城乡收入差收敛

 

中国不但急需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而且急需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不然后果严重。

 

例如,虽然十几年前起,一些专家已经证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果是真的,中国应该进入城乡收入差收敛的过程,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吸收完毕,接下来城市只能吸收劳动的边际产品越来越高的农村劳力。

 

这意味着农村应该留下劳动生产力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户,直到他们的劳动边际产品接近城市,城乡收入差完全消失。但是,目睹中国的现状,农村剩下的劳动力基本是老弱病残妇,持有农村户口的人口总数(包括农民工)仍占人口的60%以上,其中有将近6000万的留守儿童,预示着农二代人力资本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难以提高。

 

与此同时,由于城乡的收入差仍在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固化状态,农业则逐渐丧失内在活力,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大家,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里用了紧紧围绕和三个加快,表明任务的紧迫和形势的严峻。既然通过了历史性的《决定》,就要拿出历史的担当。今后经济体制的主要改革方向不应再零零碎碎,而应知难而上。谁能在任内完成这一任务,谁就能青史留名,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实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世界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历史大潮中,中华民族才能获得最强大、最可靠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来自亿万民众基于自利之上的最灵活的反应力,被释放出来的亿万民众的智慧和内在活力才能形成永恒的创新力。

 

除了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存在于劳动者的肉体之中,其他两大要素资本和土地本身都是物,并不可能基于自利的考虑,决定自身的流动方向。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其所有者和使用者。资本和土地如果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必然形成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产权必须分散。如此,才能由自由博弈形成均衡价格。

 

为此,我提倡农民要有自由退出现有集体,另组新的集体的权利。理由至少可列举以下五点。

 

一、如果只允许政府一家买卖土地,必定形成最坏的垄断市场。如果在政府之外,实行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只准每个地方数目有限的集体组织有权向本地政府和企业提供土地,收购者依旧为政府一家,土地市场仍将沦为寡头垄断。

 

二、如果土地集体所有基于农民自愿,则农民自然有退出自由。不准农民退出,说明这种集体所有必然是强制性的,因而违反党的自愿原则。这个错误为何就不能改正?

 

三、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在生产力最为落后的农村,应该允许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其实中国的耕地只占领土的很小部分,大部分土地是国有的,所以,中国的土地所有其实是以公有为主,没有担心的必要。

 

四、3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现行土地制度正是使中国陷于各种结构性扭曲的主要制度性原因。

 

五、如果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世界接轨,本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所积累的典籍和法规立即可为中国借鉴,避免巨大浪费和弯路。中国现行独一无二的土地制度完全违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使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效果却越来越差。